一等奖
丘佳颖 教育学院
第一次关注到刘震云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是2022年高考结束后一个平常的下午，当时在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旁摆着的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当时只是好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句话能顶得上一万句，但当时心浮气躁且对于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村的社会抱有纯真的美好并不能深刻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这次非常感谢有机会能够重新阅读这本书。这本书弯弯绕，挺神奇，拉家常，喷空，有意思。一口气读下来，仿佛活了百年，生出一种恍若隔世的疏离感。但这本厚书，看到最后，读着读着就没了，戛然而止。当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除了哽咽着泪眼汪汪，其他的全都涌在我的嗓眼，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可我什么都懂。
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书讲了四代人的偷情跑路，两个人过日子，没话讲，女的跑了，男的去找，就这么个事。
这本书喜欢用关联词“不是，而是”，不是A，而是B，实际上就是A，更是B。这种反复缠绕的叙述方式，精准再现了乡村人际交流中的试探、猜测与克制，让亲密关系中多了隔阂与距离感。表面热闹的对话背后，往往是内心的孤独与沉默。这种精神与物质双重匮乏的处境，不仅影响了沟通方式，也塑造了人们的生存策略。
读这本书，就像沿着墙根走路，走一会进了一个小胡同，串门，听家长里短的喷空。然后顺着小胡同出来，刚拐了出来没多远，又走进另一个小胡同。不停地进胡同，不停地出胡同，回头一看，没走多远，似乎还在原地打转。
上帝视角的众生相，一张细密的大网，每个人都被捆绑在上面，彼此千丝万缕，弯弯绕绕，互相倾诉也互相隔阂，互相算计也互相怨恨。
作者很会讲，剧情很是朴实，看似不经意，却在一个个不同的人物故事里，讲述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语言中暗藏玄机，总有那么些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人为之一笑和回味。
你在阅读过程中不经意间发现，然后收入囊中。就像是在海边捡贝壳，偶然的珍珠捡拾显得更有乐趣。只讲故事太浅，只说道理太深，故而喻理于事，让你自己通过阅读领悟到，我想这也是我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总有一句话，突然就让你有了走下去的勇气。
看完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孤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为了一句说得着的话而说一万句话，为了一个说得着话的人而赶一万里路。人与人看似相交，实则永远平行。一句顶一万句。有话讲，一句话抵得上一万句。没话讲，没话找话，一万句也没用。
本书的评论区甚是精彩。汇聚了各大领域的社会翘楚，刘老师作为中枢神经枢纽，把这些荤素搭配的菜肴，一道一道地给各位呈上来品尝。什么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接下来我来谈谈那些让我触动的点：
✅孤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
✅ “人相互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
✅ “啥叫废话？说些已经过去的没用的事；啥叫有用的话？张罗些前面的有用的事。”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任何时候，直面问题，不内耗，不外嚎。内耗是跟自己过不去，外嚎是给别人填笑料。
✅ “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 “是县长，才能手谈；不是县长，跟我走也无用了。”
✅ “一个人总顺着别人的心思来，自己心里就有些别扭；但一个人自己别扭，也比再让别人别扭自己强。”
✅ “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初衷，一堵气就便自乱了阵脚，在错误的道路上内耗，只会离自己的路越来越远。只会导致自己迷失于无谓的争斗中，远离本心，耽误了自己本应追寻的更美好的事物。生活的真相。只要气着别人，也耽误了自己。放过别人，也放过了自己。
✅ 交浅言深，自取其辱。
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未必把你当朋友。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活在缘分中，而非关系里。
人和人之间有一个moment就够了。
✅ “世上最难吃的是屎，世上最难寻的是人。”
✅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有这样的胸襟，也才能有五十倾地的富足。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心细了，世界就小了。世界小了，记得的事就多了；心大了，所有的事就小了
自然而然记得的事就没那么清晰了
✅ 勿以他人之得视为己之所失。
✅ “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做利他利己的事谓“智”
做利他不利己的事谓“憨”
做利己不利他的事谓“坏”
做不利己也不利他的事谓“蠢”
做事要多“智”，少“憨”，不“蠢”、不“坏”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放宽心，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困在小事琐事里消磨自己。
事事计较，心眼慢慢就小了，眼睛也就窄了，看不清了，心就爱琢磨，琢磨不出个所以然，就事事计较。
✅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朋，狭义上说，指真实存在的朋友；广义上说，可以是接纳自己、理解自己、感动自己的一切事物。远方也可以是心灵上的、抑或是空间距离上的，或者是时间上的。
✅ “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
绕就是世上没有绝对的理，没有绝对的苦，也没有绝对的痛。你在这个世界独自承担着你的承担，别人在这个世界承担着他的承担。所以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
一人连着一人，一事串着一事，一桩套着一桩，国外叫拓扑理论，国内叫因缘际会。
✅ “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贵人语迟，智者语缓。言慢者贵，性柔者富。
✅ “人来世上一趟，免生闲气罢了。”
你总是生气是因为太过追求性格的洁癖，别人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就会生气，但我们要记住，人性中所有美好的特质都是用来要求自己的，而非对外衡量的标准。用心计较步步错，退步思量步步宽。
✅ “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
你明白就好。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泾渭分明的恨，抽丝剥茧的利，这些爱恨与利顺着时间的脉络被一一挑明，最终告诉我们，凡事皆有因，一件事的发生是伴随着无数个细枝末节一并挑明并走到脸面上来的。一切不合理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 “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旦嗔心灭，一切善法生。
✅ “爸妈不亲你，有不亲的好处；爸妈护着你，有护着的坏处。”
✅请用自己的感受丈量世界，别用世界的眼光裁剪自己。
自己有主意了，别人的评价就无关紧要，伤不到你。
✅ “原来世上还有怕是不怕，不怕是怕的道理。”
看到“怕”的痛点，就是“不怕”的开始；看不到“怕”的地方，才是“怕”的所在。
怕是不怕——无所畏惧，积极面对
不怕是怕——有所敬畏，潜藏风险
回到本书
看到最后，历史的回旋镖飞中了每一个读者。
两个主角，爷孙俩，却从未见过。虽是爷孙俩，但其实也是陌生人。跨越70年，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生活似乎在兜兜转转之间，回到了原点。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
脚下的土地，静默无言，像舞台，像镜面，在过去，它容得下世人最滑稽的演出，最荒诞的结局，最辛酸的故事，于将来，它还承载着人世世代代的生死流转，反反复复的命运轮回。孤独的人的遭遇各不相同，但孤独本身一代一代重复，循环往复。
第一次读刘震云的书，书里真正的埋伏了很久的悲剧事件非常少，淡淡的，几句代过，却给我一种在三伏天的阴天里，胸胆欲裂的闷热感。写的是凡人的事，凡人的痛。刘的写法，纯白描，不夹杂任何作者的情感或者心理活动。不管谁的事，他都处于冷眼旁观的角度。更像酒不掺水，饮者自品。刘的悲剧，不像余华的，是书中的悲剧，更像是你我身边能触摸，听闻到的悲剧。“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不想见面是觉得那些事已经过去了，不想再提；又想见面是因为以为已经过去了，其实一直在心里有个结，终究想在临死前解开。当时没有勇气，又觉得来日方长，指望着未来的自己能鼓起勇气，可是这世上的事啊，就这么理不清了。人生变化，世事无常。人生兜兜转转总在错过。想做的事，想见的人，要立马启程，不留遗憾。
弘一法师：终有一天你会静下心来，像个局外人一样回顾自己的故事，然后笑着摇摇头，浮生不过梦一场，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内心的释怀和明白。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短短百年，不过教人取舍罢了。手持烟火以谋生，且停，且忘，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也会走，别抗拒，也别挽留。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放宽心中的帆，扬起远见的风。若是一直回忆过去，往昔的种种只会把自己越套越牢，无法朝前看，可是日子本来就是往前看的，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留。
往前看，莫回头。就像书中所说，“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我要想不清楚这一点，也活不到今天。”读完整本书，记住这一句也就够了。啥叫一句顶一万句？这就叫一句顶一万句。它充满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特气质，其叙事路径、人物对话、人际往来乃至日常事务的处理方式，都带着一种“拐弯抹角”的特点。看似反复纠缠于生活琐碎，实则折射出农村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作品并不追求讨好读者，而是像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与依赖并存的状态：亲情与友情中缺乏温暖，却又受制于地域与关系网络，难以真正分离，只能在日常摩擦中继续共处。在现实压力之下，个人的选择空间有限，生活更像是一种持续的忍耐，而非享受。这种略显粗粝甚至让人不适的质感，正是作品力量的来源。它真实呈现了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也体现了本土文学与其他文化背景创作的差异。这种社会现实，在互联网和影视叙事中常被忽略。屏幕上的都市生活充满咖啡、精酿与小酒馆，却难以代表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现实中，大量人群收入有限、很少远行，也缺乏出境经历。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文学中常见的自由、浪漫与理想主义，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存在明显距离。相比之下，《小二黑结婚》《陈焕生上城》等作品更贴近中国农村的集体记忆，它们讲述的核心主题，往往是个体通过努力进入城市、改变户籍身份的渴望与挣扎。刘震云用看似平淡的叙述，把几件日常小事串联起来，却在背后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生存逻辑。这种微观视角，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零散的生活片段，更是一个民族情感结构与价值观念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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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的故事；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
《一句顶一万句》和《百年孤独》有相似的地方，中国人的孤独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不止在于无人倾诉的苦，而是关于中国的人伦社会的一切的苦，有人情世故，有尔虞我诈等等，然而《百年孤独》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孤独与毁灭，面对命运，遗传，历史时的无力感，纵使是七代人也无法摆脱。《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人在烟火里的挣扎困境，你可以说立意上可能比不上，但是说实在的，《一句顶一万句》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只有处于中国社会的人能体会到这个，所以从世界角度上可以不如《百年孤独》，但从我们自己的身份来看《一句顶一万句》比《百年孤独》更加接近实际。
《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言语隔阂之孤独”，与当下“信息过载却交心难”的孤独，本质是相同的。一个是“说了很多却没人懂”，体现了二十世纪前期农村信息交流不便，人们的认识尚且不如现在，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表述的“不流动”，农民与土地之间牢固的依附关系导致的空间固定性，进而形成以村落为单位的孤立与隔膜状态，正是这样的不流动导致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期得孤独的原因。另一个则是“想说，能说，但是与别人的关系越发的疏远”，现在信息交流极为方便，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前期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似越发亲密，但是却缺少了以前的友情。微信上的朋友越来越多，有多少是真心交往，有多少是因为学习，工作而加的，又有多少是表面的朋友，我们很难找到可以在深夜里倾心的朋友。社交的成本相比于二十世纪前期无疑下降了许多，然而因为社交成本的下降，也使得我们不敢真心的托付一段友谊。
《一句顶一万句》最令人触动的是：人生的本质是“找个能说上话的人”，而这个“说上话”，无关语言数量，关乎“心意相通”。读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与他人之间的交往“真诚”远远大于“便捷”与“快速”，像书中吴摩西、巧玲那样，哪怕跨越千里、历经波折，也要找到一个能“把心里的事说透”的人。我们羡慕不仅是伯牙绝弦的友情，管鲍之交的情谊，真是羡慕于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托付的情谊，通过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与朋友交往，重要的不是点赞秒回，更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将真心托付于一段友情之中，收获一个知音，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带给我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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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线性推进的宏大叙事，而是以“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下两部，勾勒出杨百顺与牛爱国这对隔代“舅甥”跨越百年的孤独与寻找。
上部的主角杨百顺，一生坎坷，辗转于杀猪、染布、破竹、挑水、种菜、卖馒头等各种营生，但始终感到孤独。他生命中最大的慰藉是与继女巧玲之间非血缘的亲情。然而妻子吴香香与人私奔，他被迫带着巧玲假意去寻找，途中却将唯一能“说得着话”的巧玲丢失。从此，他的人生失去了重心，更名远走，他的“出延津”，实为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归宿。而下部主角的牛爱国，也就是巧玲的儿子。他也同样陷入了婚姻的困境，与妻子庞丽娜“无话可说”。当妻子出轨私奔，历史惊人地重演，他也踏上了“寻找”之路。母亲曹青娥临终前的遗愿，牵引着他“回延津”，去探寻继父吴摩西生前未能说出口的那句话。他的旅程，不仅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更是为了解开自己人生的困局。这两代人的命运因“丢失”与“寻找”而交织，他们的奔走，表面是为寻人，内核却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说得着话”的人，一句能穿透孤独、照亮心灵的知心话。
读完这部“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我最大的领悟在于：人类的孤独具有遗传性，而对抗孤独的渴望，是驱动无数人奔波一生的根本动力。书中的人物关系网络庞杂，但核心矛盾只有一对：“说得着”和“说不着”。夫妻、父子、朋友、师徒，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取决于血缘或名分，而完全取决于能否“说得着话”。一句贴心的话，抵得过万句闲言碎语，故曰“一句顶一万句”。这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精神沟通的极端重要性，它超越了世俗伦理，成为了衡量情感质量的唯一标尺。
更令人震撼的是书中宿命般的“轮回”结构。杨百顺与牛爱国，相隔七十年，却仿佛活在同一个命运的怪圈里。他们都遭遇了妻子的背叛，都踏上了看似徒劳的寻找之旅。这种结构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暗示了孤独的普遍性与永恒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从民国到现代，个体被抛入人世后，寻找“知音”的困境从未改变。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杨百顺或牛爱国，都在自己的“延津”里出走与回归，渴望被理解，渴望找到一个能对接上自己心灵频率的人。
最终，牛爱国是否找到了那句“顶一万句”的话，已经不再重要。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这本书没有给出战胜孤独的答案，它只是巨细无遗地描绘了孤独的样貌。它告诉我们，人生而孤独，但人可以通过“寻找”来定义自己。那句我们穷尽一生想要听到或说出的话，或许永远在彼岸，但正是这份对连接的渴望，对理解的追求，构成了我们虽孤独却依然努力活着的、悲壮而温暖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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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贯穿了一个“找”字，展现出迷茫时期的人们如何通过“寻找”来破解难题，如何从“说不着”的现状追寻“说得着”的未来。无论是吴摩西寻找私奔的妻子、寻找走丢的养女，还是牛爱国寻找出轨的妻子、寻找知心人章楚红，祖孙二代均从“寻找”出发，在孤独中，不断寻找联结；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感悟生活的真谛。
“一句顶一万句”究竟指什么？它或许是慰藉，是顿悟，是摆脱，或许是“众人质疑，唯君明心”的理解，或许是“哪怕与全世界为敌，我也毅然站在你身边”的坚定。它或许是同频人的一句话，或许是一个能真正倾听的耳朵。
在当今社会，“说不着”乃为常态，人终将孤独。不只是表面上的无话可说，“说不着”更指情感上的无法共情与精神上的无法共鸣，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的存在状态。鲁迅与朱安不幸的包办婚姻，因传统观念与新思想的冲突而变得“说不着”；包法利夫人艾玛与包法利平凡的婚姻，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满足不了浪漫幻梦而变得“说不着”；《一句顶一万句》中两对夫妇的破碎婚姻，因缺少倾听与理解，因满足不了精神追求而变得“说不着”。
人一旦有了隔阂，就无法缝补成原先的模样，就算缝合技术再好，那道伤疤也清晰明显地诉说着昔日的苦难。尼采与瓦格纳原本是共同探讨艺术与宗教的挚友，由于是否拥护基督教和追求名利或纯粹等理念上的不同，尽管其中有过短暂的和解，对过往错误产生妥协，但最终彻底决裂。从“有话说”到“无话说”，究竟什么变了？人的思想与观念变了。人心也会像皮肤一样，老了会生皱纹。在人的成长中，随着经验与阅历的积累，人们不断确信、坚守、更新、纠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一句顶一万句》里，牛爱国曾答应过妻子庞丽娜，以后会当上军官，带她到兰州城过体面的生活。可现实却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他成为了一名修鞋匠，他无法带妻子到像样的高档餐厅里吃饭，他只会说“跑车累、挣钱难”，却无法妻子的物质与精神追求。庞丽娜当初的“有话说”也只是为了找到依托的权宜之计，一旦没有了物质基础与精神回应，理想的婚姻就变成了一盘散沙，“说不着”就成为了常态。
“说得着”乃弥足珍贵，这是人生一世一直追寻的前方的未知，是人生的终极共鸣。“说得着”是街上有人问路时，陌生人一句友好的回应；是杜青海为战友牛爱国的一次次出谋划策；是巧玲陪养父吴摩西的每一回深夜畅谈；是公益活动中，志愿者对每一位老人与儿童的贴心问候与细心照料。“说得着”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而是出自人的本真，源于人性的善，这是最可贵的东西。以真心换真心，是“说得着”的润滑剂。
走出文本，“说得着”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有话说”，还存在于人与物之间的“有话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以对文物强烈而执着的热爱，将与文物研究“说得着”的对话持续了整整六十年。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在于其“说得着”的巩固与延申。作为一名南方姑娘，她克服水土不服的生理现象；作为一名文物研究者，她 “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的理念，长期与后辈人才进行沟通交流，好让与文物“说得着”的对话能代代传承、庚古不断。再看人间中的平凡人，他们以平凡的行为，诉说着伟大的爱。以热心换开心的熊庚香、万佐成夫妇，坚守着“一元饭堂”，致力于将家属的爱意融进氤氲着的烟火气，装进满当当的饭盒里，于无声中进行着有关于爱的“说得着”的对话。
《一句顶一万句》的祖孙二人仍在追寻“说得着”的未来，尽管吴摩西最终因失去养女而走上了精神崩塌的流亡之路，但其外孙牛爱国寻找章楚红的道路仍在继续，这是开放性的结局，是前方未知的未来，是对“说得着”的长久憧憬，更是在“说不着”的常态里，守一份“说得着”的纯粹。
《一句顶一万句》的深刻意味
宋思敏 文化与传播学院
书名虽叫《一句顶一万句》，可书中讲的却恰恰相反——是一万句顶不上一句。可是作者绕来绕去说了一万句，比不上一句真诚、直接、实在的话。
杨百顺跑去看罗长礼喊丧，家里的羊刚好跑丢了，卖豆腐的老杨勃然大怒：“平时我支派你个事，难着呢，咋一听说罗长礼，你发着烧就跑了？谁是你爹？又瞪大眼珠看着众人：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卖豆腐的老杨说的是“羊”，但他真正说的又不是“羊”，而是儿子挑战了自己的权威。“这时老裴就怪外甥不懂事，不懂事不是说他不该吃饼，而是吃饼时心里没数，如吃饼吃到九张，也算吃了几张饼；吃到十张，也就十来张；可他恰恰吃到十一张，就能被老蔡说成十几张；怪他只顾自己肚皮，不顾舅舅的难处，也不知最后一两张饼的差别。”老裴怪外甥吃多了，但他真正怪的又不是外甥偏偏吃了十一张饼，而是外甥不体谅自己在家中的尴尬处境。
“吴香香本不生气，见他讨价还价，就生气了。生气不是他退一步还要玩，而是平日以为他没主意，谁知他主意大着呢，早想好了隔一天一玩。吴香香平日说的话，他听不进去，原以为是他没心，通过一个玩社火，知道他有心，就是藏在心里不说；如果平日有心，两人就成了两条心，不听她的话，就成了故意的。这就不是一个白说不白说的事，是她上当受骗的事。”吴香香不让入赘的吴摩西玩社火，但她真正在意的又不是玩社火耽误生意，而是吴摩西挑战了她在家中的绝对主导权。
“上次神父老詹来要教堂，被老史扣了个‘干政’的帽子，把老詹吓了回去，现在这位表叔天天干政，把个菜园子荒在那里，让人无法韬光养晦，倒让老史哭笑不得。年前腊月，表叔又出幺蛾子，也是学着戏中，要在县政府门前新添一面一丈见圆的大鼓，让万民擂鼓喊冤。过去表叔胡闹，老史都忍了，这次看他闹得太不像了，便说了他两句。谁知这位表叔除了喜欢干政，心眼也窄。一气之下，撂了挑子。临回福建时，撂下一句话：‘是生气姓史的糊涂，是可怜延津的苍生啊’。”县官老史抢了神父老詹的教堂，却给老詹扣上“干政”的帽子；老史的表叔胡闹插手政务，却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
这一桩桩情景，如同照镜子般熟悉。嘴上说的是一件事，但真正想表达的是另一个意思；总是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或者另外两件三件事；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要转上好几道。总而言之，就是“绕”。而这种“绕”，并非乡土社会独有，它深深嵌入了整个华夏社会的交流语法。在刘震云另一部作品《我叫刘跃进》中，描写了“上层社会的绕”。相较于底层的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上层的绕更高端，也更有技术含量。无论是语言、身份，还是权力、人情，统统绕在一起。总而言之，还是“绕”。
这种“绕”，让我想起了“鼠王”。“鼠王”最早是德语词（Rattenkönig），指的是一群尾巴死死地缠绕在一起的老鼠，创造出一团巨型的超级老鼠群。 “鼠王”多是出现在高纬度地区的严寒冬季，天寒地冻之际，老鼠们喜欢报团取暖；但一群老鼠挤在狭窄之处，尾巴就容易因为皮脂、血液、食物、粪便等物质粘在一起。由于尾巴紧紧缠绕，“鼠王”只能以一种转圈的方式艰难挪动，越是拼命挣扎，就缠得越紧；只有少数断掉尾巴的老鼠，才能离开“鼠王”这一痛苦之轮。“鼠王”无法自由觅食，只好争抢有限的食物，自相残杀。爱沙尼亚的“萨鲁鼠王”（the rat king of Saru）至今仍能在博物馆见到，13只成年黑鼠，2只老鼠被同伴啃掉了头，还有1只老鼠的后腿也被啃光。
在资源匮乏、过于拥挤、缺乏流动性的封闭环境下，“鼠王”现象就可能在人类社会中重现：成员在潜意识里将彼此视作竞争者，争夺看得见的利益，或者看不见的主导权，形成浓厚的恶意基底。在紧张的气氛下，三瓜两枣的蝇头小利，微小的冲突挑衅，都容易被不切实际地无限放大。真实情况越是残酷，越是要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在一团和气的遮掩下，角力争夺，绕来绕去，斗而不破。
杨百顺在老蒋染坊里打工时，陷入的就是“鼠王式”的人际结构：“十三个伙计，分五个来路：五个是延津人，三个是开封人，两个是山东人，一个内蒙古人，还有两个南方浙江人，是过去老蒋贩茶时认识的。十三个人在一起，又来路不同，相互之间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以说得着说不着论，分六个团伙。杨百顺一开始认为同一个来路的会是一伙，但时间长了发现，同来的往往有隔阂，过去相互不认识的，处着处着倒能成为朋友。”
“老蒋在老顾是一个样子，老蒋不在老顾又是一个样子。老蒋不在时，伙计们浪费染料，浪费劈柴，偷吃东西，或偷奸耍滑，老顾皆不管。该管的他不管，不该管的，如伙计们之间传闲话，他又喜欢掺和。别人传闲话也就是个闲话，他在传话的过程中，爱把一件事说成八件事。大家表面上把他当作管家，背地里无一个人不恨他。”
这种人际结构，搬到今日的办公室、单位、宿舍，并无二致。在“尾巴缠绕”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适应规则，学会“绕”，不然就会边缘化甚至出局。但这种“绕”，其实是饮鸩止渴，于人无益，于己亦伤。正如王小波所说，“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
人在绕中活着，又无法自给自足，要靠他人满足自己。这就形成了更别扭的结构，就像小说开头所写的老杨和老马：“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老杨离不开老马，是因为老马比自己聪明，遇事可以找老马出主意；老马离不开老杨，是因为自己没其他朋友，需要找老杨填补空虚。两人互相看不上，又互相离不开；彼此需要，又彼此折磨。就这样掰扯着，抱团但不团结。
这让我想起“长勺寓言”：地狱里的人围着丰盛的餐桌，手中拿着长柄勺子，却喂不到自己嘴里，饿得瘦骨嶙峋；天堂里的人，同样的饭菜、勺子，却欢快地唱着歌，因为他们彼此喂对方。
最痛苦的状态，就是都想要别人喂，却不愿喂别人；总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却不愿付出；还纠缠到一起，彼此离不开。最深刻的孤独，不是孤岛求生的鲁滨逊，也不是南极到北极的距离，而是身体不得不拥挤在一起，内心却竖起层层障壁提防远离。
人在撕心挠肺的孤独感中，脆弱的时候，常常会选错倾诉对象。杨百顺向不熟的老贺倾吐对师娘的怨言，却不知老贺与卖豆腐的老杨有过节，被老贺恶意传话，落得被逐出师门的下场。这是“交浅言深”。牛爱国在老婆出轨后满腔愤懑，明知冯文修“酒后嘴不把门”还找他倾诉，结果谣言四起，全县都知道“牛爱国要杀人了” ，逼得牛爱国在县里待不下去了。这是“所言非人”。
这些事多了，心就凉透了，长出厚厚的壳，不相信任何人，成了孤岛。吴摩西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只愿意跟孙子说话。曹青娥（巧玲）临终前子女围绕，却无人懂她，只有孙女理解她的意思。老蒋和老马，中年后不愿和人说话，只愿跟猴子玩。
但是，人终究是渴望连接的，渴望那一句直抵人心的话。相遇是契机，真正的靠近，还要靠时间、经历与勇气。这时如果因为“绕”而错失良机，就很可惜。吴摩西和养女巧玲互相找了一辈子，吴摩西临死前托孙子罗安江给巧玲捎句话；虽然已经彼此知道音讯，但是罗安江没去山西沁源找巧玲，巧玲也没去河南延津找罗安江；两人始终隔着最后那一步，死前深深地懊悔。
这种轮回，传递到了孙辈牛爱国身上。他终于明白，不能再错过。他决意踏上旅程，去找章楚红，去听她说出那句话——一句，顶一万句。
简宝莹 教育学院
当牛爱国终于放下女儿，出门找自己与人私奔的妻子时，我心里生怕发生一件事。故事的精彩就在于巧合。当初吴摩西出门找吴香香，后来，牛爱国也出门找自己的妻子。吴摩西的妻子是跟人跑的，牛爱国的妻子也是跟人跑的，这种结构，很巧。
但是吴摩西出门找媳妇是假，以自己的行动，堵别人口舌是真。牛爱国也是这样。这样的结构，照例很巧。事情到这里就可以了，巧到一定程度，极易弄巧成拙。比如，吴摩西假装去找，还真找着了，这是小概率事件。如果牛爱国也找到了，那就是胡扯。刘震云是大师，他不会在这些地方翻车。读完牛爱国的故事，我如释重负。
《一句顶一万句》读完了，好绕的一个故事，好复杂的是是非非。一群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追寻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大问题。无数人有无数种活法，每一种活法背后都有同样的需求。朋友千千万，知己无二三。只不过想找一个说得着的人，咋就这么难呢。
杨百顺和父亲说不着，和自己的兄弟们也鲜有话说。他经历的人，形形色色，说得着的寥寥无几。杨百顺的命是这样的，改了名字叫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都没有用。在延津，在河南，在咸阳，在陕西，也都没有用。人，注定是孤独的？这是个解不开的命题。许多人用一生去寻，几代人用全部的努力去破，都没有用。孤独是一种基因？这也能遗传？否则，我们怎样解释杨百顺和牛爱国七十年轮回的人生？
杨百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大富大贵。牛爱国的生活也算有吃有喝，杨百顺如果有牛爱国的生活，他就会知足。牛爱国根本就不想要杨百顺那样的生活。但阴差阳错，他走的是与杨一样的道路。人生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每一个岔道口上，都决定我们不一样的人生。人生的无常就在于，你极力避免在那些岔道口翻车的，实际上你一个也躲不过。
虽然命运有一副险恶的嘴脸，像是河南滑县澡堂子里那个收票钱的胖子。但只要你用心体会，波澜不惊的人生河流里，时不时会激起几朵幸福的浪花。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或是自悟，或是他人点拨。总之，幸福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
《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两句永远成了谜的话。一句是杨百顺死前，留给女儿巧玲的。另一句，是章楚红留给牛爱国的，这两句话，有一句说了，有一句没说。杨百顺的那句说了，但没有传到牛爱国这里，自然也没传给女儿巧玲。杨百顺说给巧玲的话，其实不是杨百顺传给巧玲的。因为杨百顺已不是杨百顺，巧玲也不再是巧玲。杨百顺先叫杨摩西，后改吴摩西，最后名字是罗长礼。巧玲被卖之后，先是改名改姓，而后又叫了曹青娥。杨百顺那句话，其实是留给曹青娥的。但杨百顺知道自己成了罗长礼，却不知道巧玲已成了曹青娥。
本来说得着的人就少，又不是离散还就是结下了梁子，不能再说了，人生是多么的无趣。怪不得有哲人说，人生是钟摆，不停地在无聊与荒诞之间徘徊。
当牛爱国拖着自己三十五岁的身子，想要假找媳妇，实找一个朋友时，我背后发凉。他能找人说话的地方，一道一道封了门，上了锁，大千世界，无处可去，这不是失败，是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