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授沙龙”是继“博士沙龙”“博士论坛”之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着力打造的又一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沙龙秉持“轻量化、常态化、精品化”定位，旨在打破学科壁垒，营造自由平等的学术生态。
本次“中外语言文学教授”沙龙（第三期）于2026年10月16日下午在G107举行，由学科建设办公室、教师发展中心与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本期沙龙由我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温宾利教授主讲，宁一中教授主持并与谈，执行校长王铭玉及项成东、余盛明、戴伟、李柯、刘靖丹等教授学者、师生代表参加。
宁一中教授主持
报告精粹
沙龙伊始，宁一中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温宾利教授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随后，执行校长王铭玉为温宾利教授颁发主讲证书，对其莅临讲学表示欢迎与感谢。温宾利教授以“生成语法的哲学思考”为题，从生成语法的理论发端讲起：1957年乔姆斯基出版《句法结构》，标志着生成语法的诞生，并引发语言学领域的“认知革命”。
温教授首先辨析了“语法”这一概念。他指出，生成语法所言之“语法”并非教学语法或描写语法，而是理想说话人—听话人所拥有的关于某语言的隐性知识系统，即“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之相对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则是这种知识在实际使用中的表现，会受到记忆、注意、疲劳等非语言因素的干扰。由此，生成语法区分了内化语言（I-language）与外化语言（E-language），其研究目标在于揭示心智与大脑如何生成语言，回答“柏拉图问题”——即在输入数据贫乏的情况下，儿童何以获得完备的语言知识。
执行校长王铭玉为温宾利教授颁发主讲证书
围绕语言知识的来源问题，温宾利教授辨析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派观点。经验主义认为知识源于后天经验与感官输入，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说均属此列；理性主义则认为知识有先天来源，理性本身即是知识的依据，生成语法正持此立场，主张语言能力是天赋的。温教授援引乔姆斯基在《语言知识：本质、来源及使用》中提出的经典三问——知识由什么构成（洪堡问题）、知识怎样获得（柏拉图问题）、知识怎样被使用（笛卡尔问题），将讨论聚焦于语言知识的来源。
在讲座的核心部分，温宾利教授通过“走路”与“织毛衣”的对比，揭示两种能力的本质差异：走路在客观需要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存在发展的临界期，并非源于有意识的决定，也不受教学与强化练习的影响；织毛衣则恰恰相反。而语言能力在四个维度上的表现与走路完全一致——不是学来的，而是自然发展起来的。温教授以“教女儿使用other N”和“教儿子区分‘比’与‘和’”两个个案为例，说明儿童即便当场能够跟读正确形式，一旦转入自然表达仍会按内在规则说出“other one spoon”“比那块一样红”，表明语言规则并非靠模仿与纠正“教”会，而是由内在机制按自身节奏建构。他进一步指出，一种语言的词是有限的、可以全部学会，但句子是无限的、不可能逐句学会，因此儿童掌握的必定是一套能够生成无限句子的规则系统。
在此基础上，温宾利教授系统阐述了语言天赋假说的八条论证：其一，非教学性，儿童在缺乏系统教学与纠正的情况下仍能完美掌握母语；其二，创造性，儿童并非逐句记忆，而是通过内在规则体系生成从未听过的句子；其三，细微知识的非习得性，儿童能掌握极细微的句法差异，而这些知识无法从外界输入中获得；其四，习得速度快且质量高，尽管输入数据贫乏且杂乱，儿童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美地掌握复杂的母语系统；其五，人类独有性，只有人类具备真正的语言能力，动物无法企及；其六，与智力无关，母语习得在正常儿童中高度一致，不受个体智力差异显著影响；其七，路径与结果的一致性，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全球儿童习得母语的路径和最终获得的系统高度一致；其八，环境决定具体语言，任何种族儿童在任何语言环境中均能习得该环境下的母语。温教授还补充了潜意识与非自愿性、不可学性两条佐证，指出语言习得是潜意识的自然过程，许多句法属性无法通过外部刺激习得，而由先天预设规定。
在普遍语法与参数设定部分，温宾利教授指出，普遍语法（UG）是人类出生时大脑中预存的初始状态，包含所有人类语言共有的原则；语言习得过程即是从UG初始状态到特定语言稳定状态的转变，儿童只需完成两件事——参数设定与词汇学习。句法框架是天生的，只需根据所接触语言的经验设定参数；而词汇与用法则必须通过经验一点点积累。这正好解释了“儿童掌握母语极快，却又终身不断学习新词”的现象。
教授沙龙现场
教授沙龙合影
学术对谈
与会学者进行对谈与讨论
左：沙龙主持人宁一中教授
右：沙龙主讲人温宾利教授
Q1：动物也有自己的交流系统，能否被视为“语言”？
温宾利教授：这里其实牵涉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交际与计算。就交际功能而言，动物当然有系统：蜜蜂的舞蹈能指示蜜源的方位，长臂猿的叫声能区分不同的捕食者，鹦鹉可以模仿上百个词，黑猩猩也能习得若干符号。但生成语法关心的不是功能，而是背后的机制。人类语言的核心特征是“位移性”（displacement）与离散无限性：我们能够谈论不在场、已逝去或尚未发生的事情，能够从一个有限的词库出发，通过反复的句法操作生成无限多的表达式，并且每一个表达式都在语音与意义两端得到确定的解读。动物的信号则是整体性的、与刺激相绑定的，既不能切分重组，也没有真正的层级结构；它们能“指称”眼前的世界，却不能“表征”可能的世界。所以我的回答是：如果“语言”指的是交际系统，动物有语言；如果“语言”指的是一种能生成无限表达式的计算能力，那么它是物种专属的（species-specific），属于人的生物本性。
Q2：人工智能大模型基于统计与经验，是否构成对乔姆斯基理性主义的挑战？
温宾利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但我想把问题往前推一步——大模型究竟证明了什么？它证明的是：从海量文本中提取统计规律，确实可以生成高度流畅的语言。也就是说，它复现的是“语言运用”（performance）层面的成就，而不是“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获得机制。我的论证从来不是“机器学不会语言”，而是一个关于因果强度的问题：儿童在输入贫乏、残缺、无系统纠错、无亿万级参数的条件下，四五岁就已基本掌握母语；大模型则需要几乎全部人类书面语与巨大的算力。输入与产出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正是“刺激贫乏”（poverty of stimulus）所要指出的。乔姆斯基在讨论可学性研究时说过，三十年的研究所提供的主要是否定的结果：仅凭“输入＋一般学习机制”，无法解释儿童为何能学会语言。因此在我看来，大模型的成功并不构成对天赋假说的反驳，它只是把那个老问题重新摆到我们面前——为什么如此少的经验，能产生如此完备的知识？当然，理论各有侧重：乔姆斯基关注共性、形式与解释力，功能学派关注社会文化与意义，两者不是互相取消，而是互相补充；西方学术常作二元对立，真正需要的或许是综合的眼光。
Q3：儿童能否通过逻辑推演或社会压力纠正语法？语言习得是否存在可干预的关键期？
温宾利教授：这里要区分“知道一条规则”与“拥有一个系统”。父亲把“the other spoon”拆成音节让女儿逐个跟读，她当场都能复述；可一转入自然表达，她说出的仍是“other one spoon”。这说明她掌握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语法，而不是一条可以背诵的规定——纠正所触及的是“语言运用”，改变不了“语言能力”。至于儿童能否凭一般逻辑推演出这些结构，我的看法是：倘若他能推演出来，那恰恰说明推演的能力先于语言经验而存在，知识终究不是从外部“输入”进去的。更何况句法知识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原则上不可学：输入里没有反例，也没有足够的负面证据告诉儿童什么不能说。语言习得还受到时间上的约束——它按生物时间表展开，错过窗口，同样的输入不再产生同样的结果。这也正是“多教一点、多纠正一点”收效甚微的原因：语言不是被教会的，而是在基因引导下生长出来的。
Q4：生成语法研究对幼儿语言发展与外语教学有何启示？
温宾利教授：先要划清一个界限：生成语法解释的是母语习得，它不是教学法，也不能直接换算成课堂步骤。由此可以说三点。第一是谦逊：既然母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按遗传程序生长，成人就不必以“纠错者”的姿态介入幼儿的语言发展，七岁前尤其如此——过度纠正既无效，也会损伤表达的意愿。第二是区分：外语学习并不具备母语习得那样的生物基础与输入条件，不能简单以“自然习得”取代显性教学；规则与形式要和意义与使用并重，这正是形式学派与功能学派可以互补之处。第三是方向：教育改变不了天赋机制，却能改变输入的质量——丰富、可理解、有真实交际意图的语言环境，是一切教学法共同的前提。说到底，语言是长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教育所能做的，是为它的生长提供合适的土壤。
最后，宁一中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温宾利教授的讲座透彻解析了乔姆斯基理论，极具启发性；任何理论为了自成一家往往需要走向极端，但同时也伴随局限性；理论永远处于被质疑和更新的过程中，应保持大胆质疑的勇气。
本次教授沙龙打通语言学、哲学与认知科学，系统呈现了生成语法的哲学根基与语言天赋假说的论证逻辑，为我院师生理解语言的本质与来源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也进一步浓厚了学院的学术争鸣氛围。
学者简介
温宾利，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英语省级一流专业负责人。曾获“南粤优秀教师”称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学术成果发表于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期刊。曾参与国家、省级社科、自科基金项目，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和省级教改项目。
图：李柽淳（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文：向健（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审校：张玉玺、吴新玲（学科建设办公室）